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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见义勇为就该重奖  

2007-10-19 11:28: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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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起,在广州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而牺牲或伤残的勇士们将可获得大幅加码的奖励慰问金,其中牺牲者最高奖励金由5万元提至30万元。这是记者昨日从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获悉的。新闻地址:http://pinglun.eastday.com/p/20071018/u1a3170630.html

对于牺牲者最高给予30万褒奖的奖励标准,笔者以为这是适当的。同样也希望还能建立跟踪回访制度,予一些日后生活困难的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未来以更有力保障。

广州见义勇为慰问金的提高总归是一件好事,在CPI飙升、人均GDP高歌的年代,抚恤金当然也该合情合理地“与时俱进”。但,孔子有句教导政府的老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说是一个社会,完美的制度设计和严苛的刑法似乎无法归置出公民的群体意识和荣辱观的,倒是“以德、以礼服人”反而会避免社会的失范。时下不少地方政府“见义勇为”奖的数字连年翻番,遗憾的是:不要说是大是大非、纵是小是小非面前也还是鲜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了。很多城市都在热议走失了的“血性”,但,当整个社会偏爱于用金钱来度量血性背后正义的温度时、当我们冀望于制度安排的外驱力来唤醒人性中的美好时,我们怕是注定离见义勇为等美德渐行渐远。 

在今天,社会越来越开放,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广州等一线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表彰见义勇为,尽管一些城市已经不拘泥于户籍,但在制度里确认,目前还没有广泛体现。个别城市,还在与户籍挂钩。很多外地人,当然也是有正义感的,或许在见义勇为的时候,他没有过多的顾虑,以制度来保障,给英雄应有的救助和肯定,将助长社会的正气,也避免了一些人为的壁垒。还未行动起来的城市,不妨学习之。 

  以抚恤金为代表的物质保障当然是英雄生存的土壤,但,抚恤金的多寡显然不是祭出英雄辈出之时代的法宝。见义勇为,大抵是一种道德本能,在英雄伸出手的那一刹那,有几个人神奇地匡算过成本收益想法呢?至于这个逻辑,只要随便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见义勇为者的多少与烈士抚恤金的厚薄并没有正比关系。孟德斯鸠说: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我们那些重义轻利的“浩然正气”才是催化英雄的内趋力;而我们对待见义勇为的态度,决不是抚恤金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了——如果一个城市人人私而忘群,即便是百万千万的“见义勇为奖”也不能让我们苍白的道德信仰化腐朽为神奇。某种意义上说,见义勇为奖越成本高昂,越是映照出我们对一个群体道德期许的心虚。

  太多关于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例,让我们难以忘怀——例如,2004年曾经在珠海市挺身而出勇斗劫匪,而光荣负伤的广西宾阳英雄韦兆安,由于伤痛缠身,再加上穷困潦倒无力治病,一年后在南宁某医院大楼跳楼自杀;7年前,22岁的宜兴大学生舒俊为了抢救同车的两名乘客,脸部、手部多处烧伤。一时间,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受到了江苏省、无锡市和宜兴市的多次表彰。然而,不久他就被人们遗忘。7年来,舒俊带着伤残的双手艰难而孤独地生活着……

  如果真要算一笔经济帐,见义勇为者的边际成本是千差万别的,有一个真理永远成立:在这世间最宝贵的生命面前,任何的经济学测算都是一种亵渎与不堪,更不容我们有半点的欣喜。三十万还是一百万,只是聊以补偿我们制度内心的不安罢了,每个见义勇为者消逝的生命背后,代偿的不正是公共权力暂时缺位的功能吗?他们所拯救的,其实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往往是我们这个群体对真善美兑现于世的信仰。“权力道德”注定是虚假繁荣的,真正道德的偏好只能以道德自身为向度,无论向左还是向右,是相互濡染的结果,至于金钱或物质或制度,不是目的、而是反照。

  值得一提的是,再好的政策条文也要落到实践上。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发生,英雄身体无碍还罢,一旦致残或牺牲,就需要奖励金的即可挹注。这就要求见义勇为认定程序要同时跟上。否则,如果认定程序滞后,政策的善政效应也就不能彰显。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还会持续存在。
    从弘扬社会正气的角度出发,从承载社会责任的立场分析,笔者以为有关方面在认定见义勇为和奖励见义勇为方面不能刻舟求剑而过于严苛,而应采取宽泛和慷慨的方式。唯此,才能鼓励更多的人不惮于见义勇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见义勇为奖”可以上涨、可以多元、甚至可以贫富不均,但可不可以既有底线、又不封顶呢?毕竟,个体道德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一次“见义勇为”都需要更个性化的政府救济。即便是三十万,如果在一个不幸见义勇为而牺牲的中产阶层面前,我们真的好意思说这是“奖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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